年均產生污水量超過94億噸，但相較于90%的城鎮污水處理率，農村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率僅為57%。而《全國農村環境綜合整治“十三五”規劃》提出的2020年農村生活污水處理率最低目標要求則為60%。

正如上圖所顯示的，2014年—2016年城市污水處理率均呈現出顯著的上升態勢。但在同一時期內，農村污水處理率增速則略顯不足。

據環保在線整理后發現，迄今建制鎮鄉累計擁有污水處理廠3850座，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1448萬m3/日；范圍內覆蓋污水處理裝置14514個，與之相對應的處理能力則達到1079萬m3/日；排水管道長度184217公里，排水暗渠長度95667公里。

農村生活污水處理設施出水排放去向可分為直接排入水體、間接排入水體、出水回用三類。另據《城鎮污水處理廠污染物排放標準》，水質達到一級B標準的可以直接排放到自然水體，用于農田灌溉等。

具體至區域來看，“東部地區污水治理率達到34.1%，中部地區達到13%，而西部只有12.4%。”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環境PPP中心主任逯元堂曾指出。如下圖所示。

但在硬幣的另一面，與趨向飽和的東部地區污水治理率相較，中西部農村污水處理無疑具備更為可觀的發展潛力。在政策層面上，農村污水治理已然成為重頭戲。

除了2018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等一系列扶持政策外，真金白銀也助力農村污水處理走上快車道。近年來，中央和地方農村污水治理力度不斷加大，2008年—2015年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農村環保專項資金（農村節能減排資金）超過310億元。

頂層設計之下，地方治理也紛紛跟進。《福建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實施方案》明確重點整治“好水”（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和“差水”（水質需改善控制單元）周邊的3323個村莊，重點抓好農村飲用水水源地保護、生活垃圾和污水治理。

《江蘇省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實施方案》則提出優先整治重要飲用水水源地周邊和水質需改善控制單元內的村莊生活污水。同時，提高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管網入戶率，加強生活污水源頭減量和尾水回收利用。而這些硬性目標的確定，更是進一步掀起了 “十三五”時期農村污水處理市場新一輪的釋放。

基于上述政策驅動，農村污水處理早在2016年便迎來了小陽春。對比上表，2014年全國新增城鎮污水處理日處理能力僅為1070萬噸，2015年增長至1096萬噸；而在2016年這一數值便飆升至5700萬噸，增幅遠超200%。

據桑德集團測算，我國農村污水治理2020年產值將超過800億元，處理率為30%。若以小型污水處理設備處理方式估算，這一市場空間則有望達到1500億元左右。截至2018年5月，共有18個投資額超5億的村鎮污水治理項目釋放，累積投資額度超157億元。

但即便坐擁百億身價，與城鎮污水處理廠動輒上萬噸以上的處理規模不同，農村污水處理設施的處理規模大多數僅為幾百噸左右，無法形成規模效益。作為市政服務，部分地區的農村污水處理一直存在“重建設、輕運營”的問題。

一方面，大型污水處理設備必須有專業人員值守、維護，農村難以實現。在污水治理管理模式上，目前，我國大部分農村污水處理設施主要由村民自己管理。也有部分地區推行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管理、統一運行的治理模式，由縣級水務公司來負責后期的運行維護。

另一方面，由于農村的村屯分散，單個村屯的污水產生量少，管網鋪設的成本要遠高于污水處理設備的成本。如果按照城市污水處理項目的思路，約定基本水量作為最低水量進行費用支付，社會資本和地方政府都會面臨較大風險。但在環境愈發凸顯效果的新常態，以及環境監管執法日益嚴苛的背景下，對農村污水處理廠日常運維日趨精準化是必然的回歸。

目前農村污水處理方式主要有三種：納管區域集中處理、村落污水集中就近處理和分戶污水原位處理。而在具體處理工藝上，除化糞池、沼氣池、人工濕地、土地滲濾等生態技術外，生物接觸氧化池、脫氮除磷活性污泥法、膜生物反應器等城市污水技術在我國農村地區均有應用。但中國有200多萬個自然村，60多萬個行政村，不可能有這么多種治理技術。

從市場成熟度及運營效率方面來講，農村污水治理才剛剛起步。也正基于上述兩種情況，結合農村實際、便于維護可能是較為重要的技術導向之一。誠如規模太小時可選擇一體化處理裝置，中小規模時可采用預處理加人工濕地處理工藝，規模達每日成千上萬噸時可采用城鎮生活污水處理場（站）工藝。而無論采用哪種量體裁衣的解決方案，農村污水處理仍將以穩字當頭進一步打開市場空間。